在阅读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十二篇 官僚政治对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时，文中提及本文章，故特搜索拜读收藏。
中国封建官僚社会的停滞，在于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专制的封建官僚组织等多种原因，而儒家思想只是被皇室改造和利用的意识形态工具，科学桎梏、礼教僵化、闭关锁国、文字狱，本质是专制皇权极端强化的结果，而非儒家思想的必然产物。孔子的原始思想，核心是仁、义、礼、智、信，强调个人道德修养、民本思想、教育公平，与后世被皇权改造的 “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 的僵化理学，有着本质区别。 所以，要辩证地看待儒家思想，不能片面关注被改造利用的部分，而要看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而不思则罔”“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等超越时代数千年的先进理念，因而孔子无愧于人类史上最顶尖的思想家。
原载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五日《文化杂志》第一卷第二号。
本文所说的中国社会，是指从西周初年起到清代鸦片战争止这一时期的社会说的。西周初年，相当于西历纪元前一一二二年，鸦片战争，发生于一八四 ○ 年，其间的距离是二千九百六十二年。这长约三千年之久的中国社会，属于封建社会的阶段，这是近来研究中国社会史的人们所确认的。为什么中国社会在三千年的长期内停顿于封建阶段呢？西欧各国所经历的封建时期，不过八九百年，就都转进了现代社会的阶段。而中国社会却长期停顿于封建阶段，以致成为落后民族，变成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对象。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究竟如何，这是本文所要说明的问题。
人们或许要问：在这三千年的长期中，中国社会究竟有没有进步呢？我的答复是：进步是有的。大体上说来，西周的领主经济，进到春秋时代，农业生产较前进步，手工业和商业也相当发达。特别是到了战国时代，铁制农具的应用比较普遍，灌溉施肥等农耕技术比较进步，农业生产力是向上了。一方面，由于手工业与商业的发达，土地成为买卖的对象，富农和商业资本家，凭着金钱与势力取得了大宗土地，形成了民间大地主的经济。另一方面，在学术思想上，周秦诸子，如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道家、阴阳家各派的学说，在中国学术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
秦汉之际，血战数十年，"丁壮委道路，老弱填沟壑","民失作业，而大饥馑"。《汉书·食货志》所说："天下初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这表示着当时经济萧条的气象。自是以后，地主经济，代替了从前的领主经济，由于农耕技术的较前进步，重农政策的实行，水利事业的发达，农业经济比较战国时代更有进步。工业方面，如煮盐、冶铁、冶铜、纺织等比较发达，特别是纸的发明与制造，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商业方面，更见发展，商业资本家的势力很大。而且通西域、到欧洲的国际贸易，也在此时开始。这表示着汉代封建经济的进步。可是，在学术思想方面，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家，精神文化，从此就始终停顿于儒家学说的范围，并没有新的成就了。
但自东汉末年"黄巾贼"的农民暴动之时起，社会陷于极度混乱的状态，其间经历三国、魏、晋、南北朝、隋以迄唐之统一，计共四百三十年之久。这四百三十年，差不多都是战乱的时期，民生凋敝，百物萧条，这可说是社会的停滞或倒退的时期。
唐代统一中国以后，天下太平，农业经济由复兴而趋于繁荣，如贞观时代之斗米三钱，可见当时农业生产力之发达。手工业方面，如矿业，有冶银、冶铜、冶铁、冶锡等部门，如纺织业，有织布、织麻、织绸缎绫罗等部门，此外有窑业、纸业、糖业、酒业、染业、盐业、茶业，均极一时之盛。至于商业，国内水陆交通颇为便利，商品易于流通，都市相当繁荣。国际贸易也很发达，陆路通达西方土耳其、波斯、印度，设有市监，掌管蕃国贸易并课征关税，海路通达印度、锡兰、波斯、大食、阿拉伯等处，设有市舶司，掌管海上贸易并课征关税。从这些方面看，唐朝在极盛时代，封建经济发展到了很高的地步。可是盛唐时代封建经济的繁荣，自从藩镇割据之时起，中经五代十国以至宋之统一，差不多二百年之间，就逐渐消失，又显出了停滞、萧条的时期。
宋代统一中国以后，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地主经济又复兴起来。工业方面，手工作坊及手工业行会，非常发达，在整个封建经济上，呈现出小康的景象。但是这种小康，至多也只继续了两百年，自从辽金元的游牧民族入侵，宋室南渡以后，社会的进步又停滞不前。元代以游牧民族统治中国，其文化是落后的，当然不能促进社会的前进。农业经济且杂有农奴制的成分，生产力当然没有进步。手工业方面，制造场的数目以及制品的种类，虽然很多，表面上好象很发达，而实际上那些制品是专供蒙古贵族消费之用，还不能说是社会经济的繁荣。所以元代整个社会经济没有什么发展。
明代工业颇为发达，例如开矿业、冶金业、染织业、陶瓷业等，其制造所以及制造品的数目甚多。手工作坊与手工工场等，都是较大的规模，这好象和西欧产业革命以前的情形相象。特别是国外贸易，颇为繁盛。当十四世纪与十五世纪之时，中国货物多运销南洋一带，当时的南洋都是华人的势力。所以就明代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形来看，手工工场的相当发达、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货币经济的发达、资本之原始的蓄积等等，好象比较那个时期的欧洲还走到前面。可是这种经济的繁荣不能长久保持，明代封建的机构，忽然采取锁国主义（十六世纪初），窒塞本国工商业之发达。自后农民暴动接踵而起，社会经济又复由繁荣而入于萧条，到满清入踞中国之时，更趋于停滞。
清代自康熙年间起，至鸦片战争之时止，其间农业经济复呈旧观，农耕技术虽未有若何改进，而耕地面积却显著增加了。在这一点，显示着农业生产的增多。工业方面，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场在沿海一带，颇为发达。商业方面，大都沿袭明制，采重农抑商主义，对于国外，最初仍严守闭关主义，往后始设江浙闽粤四关，实行有限制的国际贸易。所以沿海各重要都市的工场手工业都趋于发达，资本主义已经长出了嫩芽来。可是这种自发的资本主义的嫩芽出现得太迟一点，终于因为受了壮大的资本主义的暴力的压迫而横被摧残了。
以上是三千年间封建社会发达过程的缩写。这三千年间社会的进步，是很明显的。可是我们所注意的，并不是这长期的社会有无进步的问题，而是这社会为什么长期的停顿于封建阶段的问题。这就是我所要说明的中国社会发达迟滞的原因。
以上阐述从西周至鸦片战争近三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虽然生产力等方面也有进步，但总体社会却是陷入周期的停滞。
中国社会发达迟滞的原因，据我的研究，可分为下列八种：
第一、战乱之频繁。
战乱是社会的或国际的利害冲突不可调和的必然的结果，又是国外掠夺的强有力的手段。封建时代，领主们为开拓领土或保全领土而起的战争，农民们为反抗封建统治而起的革命的战乱，历史上记载得很多。有人说，一部中国史，是人类相斫史，这话有几分是正确的。春秋时代不过二百四十二年，而列国间最大的战争便有二百多次，不知牺牲了多少人命？战国时代，战争的技术进步，战争的规模扩大，杀人的数字更多，每次战争，斩首数万至数十万不等。秦代以后，所谓统一的局面，有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九朝，从一个朝代到另一个朝代，总要经过或久或暂的群雄割据、战乱相寻的过渡期。这种过渡期，是人民生命财产遭受空前浩劫的时期。关于人民在战乱中死亡和减少的情形，可从下列统计表中看出来。
周成王时：一三，七一四，九二三人
秦时：一 ○ ,○ ○○ ,○ ○○ 人
西汉平帝时：五九，五九四，九七八人
东汉初：二一，○○ 七，八二 ○ 人
东汉植帝时：五六，四八六，八五六人
晋初：六，一六三，八六三人
隋末：四六， ○ 一九，九五六人
唐太宗时：三， ○ ○○, ○○○ 户
唐玄宗时：五二，九 ○ 九，三一九人
宋初：一九，九三 ○ ，三二 ○ 人
元世祖时：六 ○ ，四九一，二三 ○ 人
明洪武三年：五九，八七三，三 ○ 五人
明万历六年：六 ○ ，六九一，八五六人
清顺治十八年二一，○ 六八，六 ○ 九人
上表主要的根据《文献通考》作成，虽不是怎样精细可靠的统计，却足以说明封建的战乱引起人民大量死亡的真相。在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封建的朝代之更替，总经过或久或暂的战乱时期，在这种时期中，兵士膏血原野，人民死于兵火（如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屠尽四川人），这是人口方面的大剿灭，也就是劳动力的大损害。其次是城乡化为废墟，田园鞠为茂草，畜牲全被屠杀，这是人民物财方面的大牺牲，也就是生产手段的大破坏。劳动力与生产手段既遭受那么重大的破坏，生产力当不能发展，反而要倒退了。
第二、封建的力役。
封建时代的劳动力，在战时固然要遭受大毁坏，即在平时也要遭逢大量的消耗。这就是封建的力役。原来所谓"力役之征"，从周代起，是与所谓"粟米之征","布缕之征"并列的。这"力役之征"，名称不一，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六项。
其一是兵役。《诗经·我祖东山》篇，是说明盛周时代人民当兵的苦况的。春秋时代，大国万乘，次国千乘，小国亦数百乘，几乎壮丁都充当兵役。战国时代，各国兵员动辄数十万，每次战争的残杀，动辄数十万人，可想当时兵役规模之大。秦汉以后，兵役的制度不一。大体上说来，平时的兵役还有一定的制度，一到战时，兵役制即不适用，可以当兵的男子都得当兵。无论战争的胜负如何，服兵役的人民都要暴骨于原野。争城争地的战争，不知牺牲了多少服兵役的人民，摧毁了多少的劳动生产力。
其二是经营宫室的力役。封建阶级营造宫室，全都征用民夫。周代自文王经营台囿起，以次及于诸侯卿大夫，一切宫室的营造，都由人民服役。自秦以至于清，此项力役，变本加厉。除了极少数所谓施行"仁政"的帝王，知道"使民以时",不于农忙之际征用民力大兴土木而外，其余极多数帝王，大都使民不以时，甚至役死人民的事实，几于史不绝书。最显著的例子，如秦始皇之筑阿房宫与骊山陵寝，隋文帝之筑仁寿宫，隋炀帝之筑迷楼，役死民夫无虑数十万人，不知滥耗了多少劳动力！?
其三是修筑城阙的力役。封建阶级为了保全领土，在卫国卫民的美名下，征集民夫以修筑城阙，历史上实例甚多。最惨酷的实例，如秦始皇之筑万里长城与隋炀帝之续筑万里长城，人民因而死亡并倾家荡产者，不可胜数，正不知滥耗了多少劳动力与生产手段！?
其四是治水工程的力役。治水工程，是中国史上最伟大的公共事业之一。中国农业之发达，大有赖于此类治水灌溉的公共事业，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这种事业的成就，却滥耗了无数人力与财力。办理治水工程的官衙，草菅民命，榨取民财，这是治水工程的黑暗面。特别是隋炀帝的开凿运河，本是供巡幸的娱乐之用（虽然这运河的利益很大），而当时筑运河的人民横死的惨状，是众所周知的历史的事实。
其五是制造官家用品的力役。《诗经》所记的"为公子裳","为公子裘"，是说明西周人民为封建阶级制造服物用品的事实的。一般的说来，封建阶级所需要的服物用品，都设立工作场所，征用民工制造。随着统治者奢侈程度的不同，被征民工的数目也不同。例如唐宋元明的官工业，都是制造皇家服物用品的，所征用的民工人数，由数万以至于数十万不等。这类民工至多只能从皇家领取少量衣食费用，工资是无足道的。这类官工业，虽然规模很大，但纯属消费的生产，反而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达。
其六是各种杂差。凡属管理官家物产、督收赋税、追捕盗贼、运送皇饷与贡物、驿递公文及其他一应杂差，都由人民担负。这类杂差，不但消耗人民生产的劳动力；甚至迫使当差者丧失其生命财产。例如宋代的差役，"按乡户等第差充"，而实际纯属直接生产者的农民担负。他们至少要服役三年，直到破尽家业，才得解除差役。
以上是封建的力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说明。
第三、封建的剥削。
周初对待人民实际的征课，如孟子所说，"有粟米之征，有布缕之征"。此外还有"屋粟"、"里布"与"夫家","屋粟"即是所谓"夫三为屋，田不耕者，罚以一屋三家之税"。"里布"即是所谓"宅不毛者，罚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夫家"即是所谓"无职业者，使出一夫百亩之税"。剥削的名称，历代不同，税率亦异。大体上说来，封建的剥削可分为田赋与人身税两类，而田赋是主要的剥削形态。周初的税率是所谓"什一税"，即按照农民的所得，值什抽一。春秋时代，税率加重，值什抽二，更进一步是值什押六。如鲁哀公所说"二吾犹不足"，晏子所说"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即是实际。战国时代，剥削更是加重，孟子所说"今之诸侯，取之于民，犹御也"，这简直是说，封建的剥削，等于强抢。从战国末年以迄于秦之统一，土地可以买卖，民间地主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土无立锥。从此，土无立锥的农民，佃种地主的土地，要把收获物的一半缴纳于地主。如《史记》所说"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是。封建的国家，按照田地的亩数，征收定额田赋。这种田赋，表面上由地主完纳，而实际上地主却把田赋一部分转嫁于农民。(税率的转嫁从古至今从未改变_esc_newline_)并且直接生产者的农民，仍要担负别种实物税与人身税。汉代田赋十五取一，后又改为三十取一，这只减轻地主的负担，实惠不及于农民。此外有"算赋"，人民从十五岁起到五十六岁止，年出钱百二十，叫做一算。又有"口赋"，从三岁起（后改为从七岁起）到十四岁止，人出钱二十。这"算赋"与"口赋"，可说是人身税，农民是一律负担的。从秦代以后，直接生产者的农民，每年耕种所得，除以十分之五缴纳地租而外，还要缴纳各种各色的人身税。唐代税制，最初与当时均田制相适应，称之为租庸调。"凡受田者。丁岁输粟二石谓之租";"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输绢三尺，谓之庸";"丁随乡所出，岁输绢绫绝各二丈﹣一谓之调"。这税制行之未久，弊害丛生，版籍荒废，贫富易位，政府就任意搜刮，民不能堪。实际上，那种授田制，仅暂时实行于唐初土旷人稀之时，往后农民所受的田地仍被豪强兼并以去，农民已无田而仍照旧纳税，所以苦而无告。德宗时改行两税法，主要的仍是按田征税。宋制岁赋，名目繁多，有"公田之赋"、"民田之赋"、"城郭之赋"、"丁口之赋"、"杂变之赋"，凡属日用百物，都向农民征取。国家岁出，逐代增加。南宋时，领土已减去一半，而税额依旧，人民在南宋时，要负担与在北宋时加倍的赋税。农民的苦况可想而知。元代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华，其征税与掠夺相等，民间的剩余生产物，全部都被夺去，甚至连必要的生产物，也被劫去一部分。明代税制，初时按照"鱼鳞册"与"黄册"征课，后又改用"一条鞭"法，将赋与役合而为一。富豪们利用"诡寄"与"飞洒"的方法，把租税转嫁于农民，而"贫农相率以逃且死"（顾亭林语）。清代税法，大率沿袭明制，农民的负担并未减轻。特别是占多数的佃农，除了以收获的一半以上缴纳于地主而外，还要担负其他的苛捐杂税。
看了上述历代的剥削方法，便可以知道社会的生产力所以不能顺利发展的原因了。直接生产者所得的剩余生产物，几乎全部都缴纳于民间地主与封建国家，除了维持自身与家属的生存而外，大都仅能继续单纯的再生产，甚至还有不能继续单纯再生产的。至于能够实行扩大的再生产的农民，却是很少。
封建国家从民间征取的赋税，都用以维持其统治及其一家与近臣的穷极奢侈的生活，纯粹是消费的（没有积累资本扩大生产，而是维持奢靡生活，生产力无法进步）。至于民间地主从农民征收的地租，也是用以维持其一家的生计或度其奢侈生活。消费不尽的部分，就用以兼并土地，增加剥削手段，仍然不是生产的。
封建剥削的繁重，障碍生产力的发展，实是很明白的了。
第四、宗法遗制下聚族而居的村落公社。
宗法遗制，沉淀于封建社会之中，成为巩固这个社会的强有力的纽带，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宗法原是夏代及其以前的氏族社会的制度。但这个制度，后来保存于不甚成熟的殷代奴隶制社会之中，成为王位继承的根据。周代封建社会代兴之后，那宗法遗制就沉淀下来，变为巩固封建社会的纽带了。关于这点，亡友熊君得山有这样一段话："封建之政治的意义，就在于'众建亲属，屏藩王室'。故《荀子·儒效篇》说：'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事实上的确是如此。如左昭二十八年成鲮对魏子云：'昔武王克商，先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又左信二十四年载：'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邮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鄧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昨祭，周公之胤也。'要之，这都是拱卫王室的办法。这在《大雅·板》篇说得极详悉：'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看了这一段，就可以知道：宗法遗制所以能传留于封建社会，是因为它具有维系这个社会秩序的功能。这个遗制，自从经过最初的国王的利用与维持，于是自天子以至于士庶人，宗法观念，就日益浓厚而深刻。人们都知道敬爱父母。因为敬爱父母，就必敬爱父母所从出之祖先，更必敬爱祖先所从出之大宗，再以大宗关系，联络全族。循着宗法的线索，穷究各族的远祖，结果可以把全民联成一大家族。所以儒家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又说"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种化家为国的观念，是从宗法观念发源的。
宗法遗制既然成为封建社会的制度之一，所以一般的人民，都自然而然的依据着宗法观念，团住于一个地方，而成为村落公社。这类聚族而居的村落公社，更因为中国有多数河流灌溉的大平原，成为她的优越的自然环境，所以发展得非常普遍。这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
聚族而居的村落公社，生产关系是很狭隘的，多少杂有血统关系的性质。这种狭隘的生产关系，是建立于农业与手工业之家庭的合一那种基础之上的。例如数十家或数百家团聚的村落公社，各家都经营农业与手工业，粮食均能自给，日用品可以在村落中互相交换，其仰赖于村落以外的市场的东西是很少的。所以，村落在经济上很少与都市发生接触，因而都市方面工业的发展，是受着限制的。
其次，村落公社，在政治上，与封建国家也很少接触。村民除完纳田粮以外，几乎可以不与国家发生关系。因为村落多系聚族而居，族有族长，村民偶有田土婚姻上的纠葛，大都可以服从于族长排解，不至于经官涉讼。所以村民们只对乡间的事情感到兴趣，而对于国家大事却不知道。甚至他们对于皇帝或官长的更迭，也是茫然的。只有遭逢横征暴敛，迫得不能生存的时候，才被迫着铤而走险，群起暴动，但结果被地主们利用一场，受一番大牺牲，复回到原来的生活。所以在这种狭隘的生产关系的框子中，决不能孕育出新的生产力。
宗桃的继承，意味着财产的继承。在多子分承制的农家方面，耕地是要实行分割的。分之又分，耕地就零细化。于是大农分化而为中农，中农分化而为小农与过小农。所以中国的农村中，小农与过小农经营占绝对优势，农业的生产力，是不易向上发展的。
村落公社，大都有公田公地，如所谓"蒸尝田"、"祭祀田","学田"、"寺庙田"之类，面积是相当大的。可是这些公田公地中的产物，多半被使用于消费方面，或者被掌管公产的人所私吞。所以这类村落的公有土地，也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宗法遗制下聚族而居的村落公社，只是巩固封建秩序的支柱，不但不能孕育出新的生产力，反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也是延长封建社会的年代的原因。
第五、封建的政治机构。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之表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封建时代说，基本的生产手段是土地，因而所谓经济的集中，就意指着土地领有权的集中。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形而上学的土地领有权的观念，是表明版图内一切土地集中于最高土地领有者一人之手的。这最高土地领有者，一旦统一"天下"之后，就得把所领有的土地，分封于从龙的皇亲国戚及功臣武将，一面酬报他们的功劳，一面靠着他们维持他的统治。这种分封土地的方法，在周代是实行天子千里与诸侯百里或数十里的制度的。入秦以后，土地所有权归于民间地主，而土地领有权却完全集中于国王，由国王另设郡县。委任贵戚功臣去做守土亲民的长官。因为周代与秦汉以后的土地领有的形式不同，所以政治机构也显有区别。前者可说是地方分权，后者可说是中央集权。但两者虽有区别，而其为经济之集中的表现则一。
不过，那种集中的表现，从最初就包含着分裂性。因为土地是基本的剥削手段，只要有了土地就能向人民剥削，土地越多，剥削的所得也越多，所以封建阶级到了有机会取得领土或扩张领土之时，就必向着这一方面去努力。当朝代更替之际，群雄角逐，其目的无非要做领主，做更大的领主。结果，一个最英勇而最富权谋术数的领主，便统一天下，成为最高领主，其他的群雄臣服于他的统治，便也暂时相安无事。这个创业垂统之君，在天下久乱土旷人稀之后，只有偃武修文，使人民生养休息，减轻对人民的剥削，所以这时候，社会的生产力才逐渐恢复起来，人民也安居业，史家也大书特书，说那种时期是"盛世"。可是到了那"创业垂统之君"及其从龙的皇亲国戚武将功臣相继去世以后，局面便渐起变化。在中央方面，姑无论那继统之君，生长宫中，骄奢成性，不知创业之艰难，而对于人民的剥削，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正比例，有时且还过之。此外，所谓皇亲国戚，随着时代的推移，其数量一天繁殖一天，因之支出就跟着日益浩大，其对人民的剥削，也有非加重不可忽势"（见熊得山遗著）。于是大小封建阶级便发挥其领土欲，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天子（如在周代），守土长官与皇室（如秦汉以后各朝代），或为侵夺领土而战争，或者据地自雄而叛乱。于是地方对于中央的离心超过向心力，天下土崩瓦解，造出大毒杀时代，破坏社会的生产力。
封建国家的政事，不外所谓"兵刑钱谷"等项。大概在武备方面，是准备开疆扩土或保国卫民，在内政方面，是要维持等级的秩序，驯服人民，使"出粟米麻丝以事其上"。历代的理财部，只知巧立名目，聚敛于民。至于如何发展社会经济，那是封建国家所不顾虑的。在历史上，我们所可认为于促进农业有关的政府所举办的事业，也只有治河与筑堤等农田水利工程而已。
封建的政权，完全掌握于国王（或邦君）之手，一国（或一邦）的人民的祸福利害，全凭国王（或邦君）所决定。但每一朝代世袭相承的统治者，能够知道励精图治体恤民困的，实在太少。大概除了所谓开国之君，施行一点"仁政"以外，而所谓"昏君"却是很多。甚至童呆稚子，南面称孤，大权傍落于奸臣宦竖之手，暴敛横征，民不堪命。
封建的官僚阶层，都替王家办事，不为老百姓办事。身踞要津的大员，只是仰承国王意志，其间稍微正派一点的，便忠良正直，唯唯否否的，即是昏庸颠预，至于逢君之恶的，便豺狼当道，莫问狐狸了。官僚一层一层的迭降下去，总是好分子少，坏分子多。他们一层一层剥削民众，把民众的剩余产物都侵蚀净尽而后快，民众那能有余力发展生产？
封建政治，原是建立于封建的经济基础之上，封建阶级的主要剥削对象是农民，为了剪取羊毛必得保护羊群，所以历代的王朝都一脉相承的实行重农轻商主义。因为统治者认定农业是基本的财源，对于商工业则视为无足轻重。虽然唐宋元明的官工业颇为发达，其制品也颇为精巧，但这些也只是供给皇室的需要，并不足促进工业的发展。至于奖励人民向国外发展的事业，政府是从未意识到的。自唐代以至于清代，虽也曾与国外互市，但主要目的是主权者向外搜求奢侈品，并不是为了促进国产外销。而且外国人来中国通商，是被迫采取朝贡的形式实行的，并不是利用关税增加岁入而保护国货的，所以对于国际通商，认为无足轻重，常因小故而采取闭关主义，停止国际通商。唐元明各代，虽曾派遣大臣出使国外，但只是宣扬德威，使外邦怀德畏威，倾心向化，并无实行海外殖民的意向。例如明廷派郑和巡视南洋，人民随往经营事业的很多，但明廷原意，只在宣威国外，对于南洋华侨，不但不予保护，而且斥为叛徒，听任当时后至南洋的欧洲人所屠杀而不顾。实际上，华侨经营南洋一带，远在十五世纪欧人势力尚未东渐之前，假定明廷能于此时实行海外殖民政策，南洋一带早已变成中国的势力范围，而新生产力也早在此时孕成了。
总之，封建的政治机构，是始终巩固封建的生产关系，障碍新生产力的孕育的。
第六、农民阶级不能担负新生产方法。
在封建秩序之下，能够担负新生产方法、推倒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使命的主体，是新兴工商业者阶级。至于农民阶级只能成为这个变革的助力，决不能担负新生产方法。在长期封建时代中，工商阶级从不曾取得政治上的地位。秦汉之际，商业虽然发达，商业资本家虽也曾打入政治的领域（如富商吕不韦之于秦，盐商东郭咸阳、铁商孔仅之于汉），但封建王朝世代相承的轻商政策厉行的结果，商业资本家在政治上是没有地位的。至于手工业者，始终被认为细民贱民，与政治不生关系。他们长期的局限于狭隘生产关系之内，利用陈旧的技术，决没有孕育新生产力的可能性。这类工商业者，资产丰富一点的，无不购买田地，转变为地主，或者原来就是地主。所以他们的意识，原是地主的意识。这也是中国封建经济的特殊性。在另一方面，较大的都市，都是地方官吏的驻在地点，是政治势力直接支配的范围，象欧洲中世纪那样解除了封建义务而离领主独立的自由大都市，在中国是没有的。商工阶级的势力低微，这也是一个原因。所以商工阶级客观上虽是建立新社会秩序的主体，而主观力量非常脆弱，决不能担负起这个使命。
至于农民阶级，如第四段中所说，他们始终停滞于狭隘的生产关系之中，应用几千年没有多大变化的技术，继续其单纯再生产，除了遵守王法早完国课以外，概与政治无缘。只有遇到暴君统治，横被搜括，无以为生之时，才演出历史上所常见的农民暴动。农民暴动，常是封建王朝更替的契机。可是农民并非建设新社会秩序的领导者，所以农民暴动总是被旧来的领主或充满领主意识的草莽英雄们所利用，所领导。那些想做最大领主的群雄，各自统率农民，互相角斗。最后战胜的一个英雄，就爬上国王的宝座，农民们认为"真命天子"已经出现，可以安居乐业，再回到原来的村落去。所以农民暴动的结局，至多引起朝代的更替，而社会秩序仍是封建的。
第七、科学的不发达与儒家学说的影响。
一般人的见解，认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迟滞，是由于科学未发达（例如说由于蒸汽机关未发明）。但是问题的要点，是在于科学何以未能发达。
中国人并不缺乏科学的头脑。远在春秋时代，鲁班已经创造过机器，汉代蔡伦发明了造纸术，诸葛亮创造了木牛流马；隋杨广造出了具有"弩机"与报警"磬"的迷楼，唐李皋发明了用双轮行驶的战舰，五代时发明了印刷术，此外如浑天仪与罗盘针之类，都是中国人的发明。诸如采矿、冶金、制瓷、织绸、染色、制糖等类，都是科学的知识之应用。这些，表示着中国人的智力，并不劣于欧洲人。若把封建时代的中国和封建时代的欧洲比较，我想中国人的科学的头脑，比欧洲人的还要高明。但是问题却在于中国的科学何以未能发达？
一般的说来，科学在封建时代是很难发展的。因为封建经济本身并不要求科学，即使有一些科学上的发明，也不易传承或发达。这在中世纪的欧洲是这样，在封建时代的中国也是这样。可是中国科学的所以未能发达，也还另有其精神上的原因。
西周时代，一切学术都由官府所职掌，而为贵族所专有。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战乱的频仍、世卿制度的崩溃与民间地主的勃兴，那为贵族所专有的学术，便由官府解放出来，任凭民间自由研究了。于是一切学术便得到长足的进步，儒家、名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等派学说，纷然并起，有如春花怒发、秋潮澎湃，蔚成古代中国学术的灿烂时代。诸子百家的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科学的知识。倘使从那时起，学术研究自由的风气一直继续下来，中国的哲学与科学，必能结出成熟的果实来。可惜这种风气，到了汉代初年便被窒息下去了。汉武帝运用政治的权力，罢黜百家，独尊儒家，从此学术界统于一尊，人们的知识与思想，被局限于儒家学说的范围，再也没有自由发展的机会，一切与儒家学说相抵触或无关系的学说，都在被摈斥之列了。
儒宗孔子。孔子学说的基本部分是性理哲学。性理哲学的对象是"为人之道"。这"为人之道"便是"仁"。《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性是自然的禀赋，率循着自然的禀赋去做人，便是"为人之道"。一个人的"动、静、云、为"，如都合乎"为人之道"，便是"仁"，反之便是"不仁"。凡属对己、对人、处事、接物，能够做到孝、弟、忠、信、礼、敬、慈、信、爱等诸德的境地，就合于"为人之道"，就是"仁"了。人怎样才合乎"为人之道"，这就要诚意正心，做一番"内省"工夫，反省自己的"动、静、云、为"，是否率循着"天命"那种"性"。如果经过了"存、养、省、察"的工夫，自觉到克尽人道，那便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人格。这样的人，可以称为圣人贤人或君子。所谓"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是指这个境地说的。这样的人，若做家长，就把"为人之道"推行于家人，使家人都能完成自己的人格，就达到了"家齐"的境地。这样的人，若是一国之君、天下之王，便把"为人之道"推行于一国或天下的人民，使人民都受其感化，那便算施行了"仁政"，达到了"国治""天下平"的境地。所以说，"从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但人是封建时代的人，分属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范畴。分属于各范畴的人，要各别的依据名分去克尽人道，为君要"仁"，为臣要"忠"，为父要"慈"，为子要"孝"，为兄要"友"，为弟要"恭"，为夫妇要"和顺",为朋友要"信"。各范畴的人，如果都能遵循着"三纲五常"去克尽人道，那就天下太平了。所以孔子的性理哲学，又被称为"内圣外王之学"。
人们服膺孔子学说，必须立志学为圣贤，首先要诚意正心，明心见性，具备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诸德行，时时去做"存、养、省、察"的工夫，不可一刻离开"为人之道"。态度要温文、良善、恭敬、节俭、谦让。此外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多识于草木虫鱼鸟兽之名。果能做到这个地步，便算完成人格，可称为君子之儒了。
学为君子之儒，究竟有什么用处呢？儒是有用处的。儒原是一种职业。儒家的用处，最主要的是"讲学"与"做官"。儒在穷困的时候，便从事讲学，教人们遵循三纲五常之道，克尽人道，学为一个儒者。于是靠讲学取得"束修"，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儒在通达的时候，便做官，辅助主上施行仁政，省刑罚，薄税敛，爱惜人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百姓知道尊卑长幼之序，勉为良民，"出粟米麻丝以事其上"，务期国治而天下平，庶民不议论政治。这样，自己的生活问题解决，"学也禄在其中矣"。
儒家学说在政治方面的表现，是理想的封建国家。这种学说，虽创始于孔子，而在孔子当时，却不曾为封建阶级所重视。直到孔子以后五百余年的汉代，终被皇帝们所尊崇。但尊崇孔子学说的皇帝们，其自身并不是立志要学为圣贤，只因为这学说能成为封建政治的理论体系，可利用为精神的统治的最优良的工具。这便是西汉以来儒家学说独受尊崇的原因。
自从儒家学说占据了学术界最离无上的地位以后，二千余年之间，中国的学术就始终停滞于儒家学说的范围，便不能更有进步了。因为统治者以儒家学说取士，而所谓士人便只能研习儒家学说，把自己造成为统治者所要拔取的人才。所以一切知识分子，自童年以至皓首，都向着四书五经之中去钻研，希望在故纸堆中寻取"千钟粟""黄金屋"与"颜如玉"。统治者们乐不可支，说这班可虑的穷酸都入了牢笼，天下可以太平无事了。
在儒家学说统治的时代中，一切知识分子，既然都集中于四书五经的钻研，向着自己的内心去做"存、养、省、察"工夫，当然对于心外的客观世界就熟视无睹了。孔子学说中，虽也曾提倡格物致知，而后世儒家对于格致工夫却未曾注意。客观世界之力学的、物理学的、化学的、生物学的变化及其法则怎样，儒家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儒家只向着心性方面去用工夫，当然不能期待他们去开展科学的知识了。事实上，儒家所统治的知识界，思想是没有自由的，如果有人偶尔涉及客观世界的知识，便被认为"离经叛道"或"奇技淫巧"，而为士林所不齿。所以中国科学的不发达，可说是受了儒家学说的影响。
上面说过，儒家是从四书五经中讨生活的。他们自比为君子，而受农工们那些"小人"所养活。他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从来不治生产。他们以言"利"为最大忌讳，若说到提高生产技术、增高劳动生产性，那便涉及了"利"的范围，而成为孔子所指斥的樊须那种"小人"了。所以儒家做官从政的时候，从不向政府贡献促进社会经济的方法。宋代王安石的变法，在儒林掀起了极大的波澜，终于被所谓君子之儒打倒，新法也全遭废弃了。
儒家学说，既然是巩固封建秩序的精神的支柱，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科学未发达以及社会进步迟滞的原因了。
第八、地理环境的影响。
中国的地理环境，比较西欧各国，确有一些特殊之点。若说中国社会发达的迟滞完全受了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这固然是错误，但若说地理环境对于封建社会全无影响，这也是不正确的。封建时代的欧洲各国，壤土相接，文化水准虽有不同，但距离并不甚悬绝。所以每遇一国发生了特殊的生利事业，其他各国莫不群起仿效，厚殖本国经济势力，以与他国相竞争。这种仿效与竞争，确能刺戟生产力的发展。至于中国，从唐代以至于清，领土非常辽阔，文化发达最早，环绕中国的诸民族，文化都非常落后。中国工农业的生产技术都比他们高，生产品的种类也比他们多。他们只有从中国学习仿效，绝不是中国的敌手。所以国与国间的经济竞争是缺乏的，对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有所激励。
交通工具的缺乏，是封建时代国际通商上的大困难。中国自两汉迄唐以至于元明清，国际的通商虽也相当发达，但通达欧洲的陆路，非常艰险，海路也非常不便。大约在第十五世纪以前，中国商品输出于国外的数量很少。明廷经略南洋，只限于发扬国威，虽然国人随往经商的很多，可是不久明廷就实行了闭关主义，禁止人民出国，商品的外销也停止了。清初对于国际通商，也视为无足轻，时采闭关主义。假使中国从明朝起，继续经略南洋，励行殖民政策，发展航海事业，南洋的广大市场早已为中国所独占了。从那时起，商品必大量的从国内输出，工业的生产力，将因南洋广大的市场而得到惊人的发展了。可惜轻视工商的封建王朝，并没有这样伟大的抱负，终于使华人统治着的南洋，让后来的欧洲人攘夺以去。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在国内的市场既然有一定的限度，又没有国外的广大市场刺戟其发展，当然不能孕育出新的生产力了。
上述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只限于就封建时代来说的。到了新式交通机关发达的近代，那种影响就不足道了。
中国领土异常辽阔，生产力在封建的母胎内，很有发展的余地。就农业方面说，已开垦的耕地面积，只占领土面积若干分之一。境内可开垦为耕地的面积很广。无地可耕的农民，只要能放弃乡土观念，移到他处垦荒，便可取得耕地。或者，政府从人口过多的农村移民于土旷人稀之地，也可扩大农业的生产。事实上，上面两种方法，历代都常常实行的。中国土地这样大，纵使人口加多一倍或二倍，在封建时代，农民也还是有地可耕的。因此，我认为中国社会所以长期停留于封建阶段，这也是原因之一。
我常有一个假想：假使中国与欧洲之地理的隔绝一直继续下去。中国社会再过数百年，也许还是停留于封建的阶段中。
以上所列举的八个项目，都是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其中第一项到第五项是主要的原因，第六项到第八项是次要的原因。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应当做一个全面的研究，把一切障碍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不能孕育新生产力的原因，都要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才能理解这个问题的全部。我们决不能主观的拈出某一主要原因而忽略其他的主要原因。例如说，"中国社会发达的迟滞，只因为封建的战乱频仍不断的破坏生产力所致",而于封建的力役与剥削、宗法遗制的农村公社、以及封建的政治机构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不能加以关联的考察，那便不能把握问题的真相。因为战乱不专是封建社会所独有的现象，也不是中国社会长期停留于封建阶段的唯一原因，其余类推。
其次，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如果主观的拈出某一次要原因而不去把握住那些主要原因，那也不能触及这个问题的核心。例如说，"中国的精神文化有一种特殊性，即是知识分子都向着内心方面去用工夫，不知道向外物方面去做研究，所以中国的科学不能发达，因而社会也不能向前发展"。这种说法，也只能解释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科学是适应社会经济的要求而发达的。社会经济如果发达了，科学必然随着发达起来。封建的秩序，并不需要科学，科学当然没有发展的机会。中国的精神文化（如儒家学说）虽然锢蔽着科学的研究，因而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但科学的不发达还有其根本的原因，即封建的政治与经济并不需要科学。假使生产力不受封建关系所束缚而得到发展，科学自必适应于经济要求而发达起来。人们科学的头脑虽受那种向内心做工夫的精神文化所障碍，但科学的头脑本身，却不因那种精神文化的障碍而毁灭，一旦取得适宜的机会（即社会经济的要求），自必向着这一方面发展，创造出科学的知识。所以那种障碍科学发达的精神文化，只有在它适应于封建的政治经济之时，才能成为阻碍科学发达，阻碍社会进步的助力。换句话说，封建的政治经济不需要科学而需要那种向内心做工夫的那种精神文化，人们的科学的头脑就变成无用的长物，科学也就不能发达了。实际上，欧洲的科学，并不是在封建时代发达起来的，而是在封建社会解体之时才开始发达的。所以我们只能说那种向着内心做工夫的精神文化是障碍社会发展的原因之一，却不是唯一的原因。
中国封建官僚社会的停滞，在于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专制的封建官僚组织等多种原因，而儒家思想只是被皇室改造和利用的意识形态工具，科学桎梏、礼教僵化、闭关锁国、文字狱，本质是专制皇权极端强化的结果，而非儒家思想的必然产物。孔子的原始思想，核心是仁、义、礼、智、信，强调个人道德修养、民本思想、教育公平，与后世被皇权改造的 “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 的僵化理学，有着本质区别。
或许有人要问：封建的战乱、力役与剥削，以及封建的政治机构，是一切封建国家通有的现象，为什么欧洲的封建国家能够较早的转进到近代国家，而中国却是那样的迟滞不前呢？这是应有的疑问。我们要知道，中国社会所以在三千年的长期内停顿于封建阶段，当然是源渊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上述四项之中也表现得很清楚。其一、战乱虽是一切封建社会所通有的，而中国封建的战乱，其规模之大，期间之长，却是欧洲封建时代所没有的。封建时代的人民在战乱中牺牲的，动辄数十万以至数百万，战乱的期间动辄数十年至数百年，战乱的区域，波及数百万或数千万方里，劳动力与生产手段的惊人的损失，是欧洲封建时代所没有的。其二、中国封建的土地关系，与欧洲封建的土地关系不同。中国在周代之时，土地归大小领主所分领，这与欧洲的封建时代相仿佛。但入秦以后土地可由人民自由买卖，出现了民间地主。在民间地主之上，更有大领主的国王。这在欧洲，只有在封建制度解体之时，土地所有权才由领主移归民间，而领主就随着没落，这是与中国的封建土地关系不同之点。中国自秦以后，有无数民间地主分布于全国，成为大领主 ＝ 国王的强有力的台柱。农民阶级所受的劳役与实物的剥削是二重的。他们一面为民间地主服役，一面又要为国王服役。并且他们为国王服役的人数与时间很多，所受的牺牲也很大。至于实物的贡纳，除了以生产物的一半以上缴纳于民间地主以外，还要从那一半以下部分，提出一部分贡纳于国王，其税率也很繁重。这都是欧洲封建社会所没有的历史的事实。其三、周代贵族政治，略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政治相似，但秦代以后二千余年之间，一直是绝对主义统治的时代，其间虽然更换了很多的王朝，而君主独裁的政治，却丝毫未曾改变，反而趋强化。欧洲的绝对主义政权，出现于封建制度解体之时，那种君主独裁政治，是树立在责族阶级与市民阶级的均势之上的。实际上，市民阶级的力量，已经可以同贵族相颉颅，且有驾凌其上之势。至于中国的绝对主义政权，一直树立于民间地主的台柱之上，并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一地主阶级，与西欧的封建贵族不同，他们虽支持绝对主义政权，其本身却与王权绝无利害冲突，在经济上只有仰赖于王权才能维持其利益。所以在君主方面看来，地主阶级是绝对有利而无害的最有力的台柱。这一台柱，在二千余年之间，日益根深蒂固，牢不可破。朝代的更替，只是上层政权的移转，任何新起的王朝都要建立在这一台柱之上，断无摒弃这一台柱而更新台柱的意图。这正与封建领主不能摒弃缴纳田赋的人们一样。这绝对主义政治，世代相承的传统了二千余年之久，致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把这种政治看作天经地义，永难更改。所以偶尔有反抗这种政治的英雄起来号召民众推翻某一王朝，但结局仍不能不回到原来的绝对主义，因为在这种社会之中还没有产生出担负新生产方法的阶级。
著者附志 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